我最喜歡的書

黃春興 清華大學（台灣新竹）經濟學系

《南方周末》：2004年5月31日

記得曾有位研究生問我：“老師，您怎麼會喜歡上經濟學的？”他在課堂上學習的教材，過半數是和真實世界的經濟情勢不太相關的數理模型。學了這些模型，若說就懂了真實世界的經濟運作和現象，無疑是自我欺騙；如果還想進一步利用這些數理模型去改造社會，那不僅是荒謬，更是毒害。我知道，他正陷於迷惘之中，因為他無法說服自己所學到的數理模型真的有用，也就開始猶豫是否要繼續走經濟學這條路。

回想自己是怎麼走上這一途？從工學院畢業時，自己還年輕，年輕的本錢就是傻勁和義無反顧。那時，也和現在一些有抱負的學生一樣，認為只有經濟理論才可以改造社會，也就毅然投入。如果可以將經濟活動寫成方程式，讓計算機去計算複雜的數學模型，然後根據所求出的解來控制社會，不就能創造一個美好又有秩序的社會？當時，自己是這樣想的，一直到拿了博士學位後都還這樣想。

現在回想，當時我若先讀了亞當史密斯的《國富論》，或許會早幾年改變想法。遺憾地，沒有一位經濟學的教授要我去讀《國富論》，反而要求我去修幾門數學課，像 Real Analysis 和 Stochastic Process等課程。那時，我也和這位學生一樣地迷惘和猶豫。對我來說，《國富論》真的就是一本“古典名著”——知道其重要性卻無緣閱讀的書。我不是亞當史密斯的嫡傳弟子。改變我並讓我開始熱愛經濟學的是布坎南（J. M. Buchanan） 和 G.. Tullock 的《同意的計算》（Calculus of Consent）。

當我回到台灣，在清華大學（台灣）任教的課程是公共經濟學。第一年，我照著求學時整理的教材授課。學生們都覺得這些數理化的教材有系統，內容也清楚；可是，這些教材卻愈來愈無法說服我。那時，嘗試著尋找替代的內容，而首選自然是正欲振翅高飛的公共選擇學派。就這樣，我開始閱讀《同意的計算》一書。

“同意”，這是從未在腦中出現的概念。一個“美好又有秩序的社會”，不是應該來自精細的計畫和嚴格的控制？怎會是來自人與人之間的同意？在同意的前提下，精細的計畫不就難以推動了？從這本書，我了解到個人價值和尊嚴的真正意義，是在於個人在生活上的選擇自由和行動自由。除此外，其他的說詞和政策都是對個人的否定。個人是會計算的，而計算的目的主要在增加自己的利益和感動。人與人之間的利益難免衝突，而不同個人的感動也不相同。因此，在個人的計算裡，不僅該包括自己的利益和感動，也必須妥協於他人的利益和感動，讓他人也能同意自己的計算。

雖然《同意的計算》這本書開啟了公共選擇學派，也爲憲法經濟學鋪了路，但我當時感動的不是它在這方面的成就，而是讓自己放棄那些堅持已久的計畫和控制的錯誤觀念。之後，我逐一閱讀布坎南的著作，也回頭探索經濟學源頭的古典自由主義。布坎南的著作中，隱隱約約地呈現著他不同於海耶克（F. A. Hayek）的論點，偶而可見直接的批評。台灣的自由主義者早在五十年代就引介海耶克的思想，但和當前大陸學界一樣地偏重於他的政治思想。海耶克是個不折不扣的經濟學家。也因此，布坎南的異議引導了我開始從經濟學的角度去閱讀海耶克的著作，尤其《自由的憲章》（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一書。

《自由的憲章》的台灣版譯本是海耶克的嫡傳弟子周德偉執筆。很有意思地，他不稱翻譯，而稱達旨。由於周德偉的文筆典雅華麗，強化了該書對我的吸引力。秋風翻譯的《哈耶克傳》提到，海耶克寫該書的動機萌芽於他在埃及完成的前幾章。我認為該書的中心應在第三章〈進步的通義〉（The Common Sense of Progress）。在這一章裡，他清楚地提到：“進步的程序，有如次述：新知識、新發現及其效益，僅能徐徐傳佈、徐徐展開。多人之願望，有待於極少數人之新知，方能實現。極少數人開創新的可能性，並非自開始即為社會一般人士所習知，故亦無從分享其利益。”（63頁）可以說，海耶克在這一章裡充分表現了奧地利學派關懷經濟和文明進展的精神，不僅將企業家精神的引進到政治經濟學的分析，也埋下他日後從發現程序去解釋文明的重要著作《致命的自負》的種子。

布坎南關心的是個人在政治市場中的自由和價值，但由於政治市場並不完全同於商品市場，因此，他的自由理論也就必然緊隨著社會契約論。這是很正常的，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爲人民的“公民不服從權力”辯護時，也是採取社會契約論的角度。同是古典自由主義的追隨者，作為經濟學家的海耶克不從政治市場切入，而是從商品市場切入，指出：進步必須依循著市場的演化程序。他認為，只有在一個完全開放的平台下，任何的新觀念才能自由地進入，並在個人的自由選擇下勝出或遭淘汰。他稱這過程是一“文化演化過程”，因為文化是政府難以介入的領域。這個文化演進過程表現在人類的許多重要成就上，從市場和貨幣的發現，到語言、規範、法律的形成。從《同意的計算》到《自由的憲章》，我了解到市場的意義不在於價格和資源的配置，而在於指向新的發現和文明的進展。對經濟學的信任強化之後，我更熱愛這門學問。

順便提一本非經濟學的書籍《女哲學家與她的情人》，這位女哲學家就是剛提到的漢娜•鄂蘭。這本書不是為了報導鄂蘭和哲學家馬丁•海德格之間的師生戀情，而在剖析為何一位堅持古典自由主義者會極力替擁護法西斯主義的海德格辯護。沒有人能夠否定愛情的力量，但更重要地，在鄂蘭看來，海德格在哲學上難得的創見是人類追尋文明與進步不可或缺的資產，雖然他在政治選擇上犯了錯。

2004/4月/ 1日